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“踢猫效应”。它讲的是，中年职场人被老板骂了后，不敢向老板发脾气，只能回家骂孩子一顿。孩子不敢向父亲发脾气，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猫咪身上买股票杠杆，狠狠地踢猫咪一脚。猫咪受到惊吓，窜到马路上。货车司机躲避不急，造成车祸。

以此，踢猫效应就是指，人的不满情绪和糟糕心情，一般会沿着等级链条依次传递，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最底层。而底层成为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那个单元，他们之间非常可能互相伤害。

苏联社会的底层互害遵循了“踢猫效应”的定律，工人与农民等苏联社会底层因资源匮乏、权力失衡或认知局限，成为苏联社会系统性压迫转移的目标人群，只能相互倾轧互害。

苏联底层互害，根本上是苏联特权体系转嫁矛盾的必然结果。如经济上，资源垄断使底层陷入“生存死局”，互害成为唯一出路。而政治上，告密制度摧毁社会信任纽带，将人异化为体制工具。最后在文化上，“燃烧自我照亮特权阶层”的螺丝钉教育，彻底扼杀集体抗争意识。苏联的底层互害在阶层固化的时代衍生出了一幕幕悲剧，映照出庞大帝国根基上的裂痕。

邻里间的"正义"

克格勃档案馆第1937号卷宗内记载了一起令人窒息的案件。莫斯科第12面包房工人伊万·科瓦廖夫——四十岁的面包师因听闻邻居低声抱怨“配给面包发酸”却未向当局举报，被内务部特别法庭以触犯《刑法典》条款“知情不报罪”判处十年劳改。其后，患有慢性哮喘的科瓦廖夫死在了位于北极圈的沃尔库塔劳改营。此类判决后来成为了苏联底层互害的法律背书。

曾经在列宁格勒的一个住宅区，住着一位叫安娜的老妇人。她退休前是纺织厂的质检员，丈夫去世后独自生活。由于没有子女，她经常得到邻居们的“照顾”——不是帮助，而是各种麻烦。

楼下的年轻夫妇经常在深夜吵架，声音很大。安娜多次上楼劝解，反而被指责“多管闲事”。楼上的一家子则经常把垃圾倒在楼梯间，安娜清理后，他们却说她“假正经，显摆自己干净”。

一年冬天，供暖不足，安娜因为年轻时在工厂受过伤，腿脚不好，申请到了一些额外的取暖补贴。消息传开后，整栋楼的人都开始针对她。

有人在楼道里贴匿名信，说她“走后门”；有人向工厂举报她“虚报病情”；甚至有人在夜里往她门上泼冷水。安娜去找居委会理论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群众反映你生活作风有问题，需要接受调查。”

调查持续了三个月，安娜的补贴被停发，还被要求在居民大会上“自我检讨”。最终，还是工厂的老同事出面作证，证明她确实有腿伤，这件事才不了了之。

告密积分与“夜间书记官”

·· 1936年，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床厂推行“告密积分制”：举报普通同事积5分、亲属积10分，300分可兑换自行车或留声机。在这样的制度性鼓励下，有工人月薪中告密奖励占比高达43%。

1938年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里，机床轰鸣声中诞生了一个荒诞的“生产奇迹”。先进生产者日丹诺夫白天像发条般精准地超额完成150%的生产指标。而当夜幕降临，他又变身为最勤勉的“夜间书记官”，在煤油灯下精心炮制七份举报信，指控工友们“蓄意调低铣床转速破坏生产”。作为奖赏，他获得了全厂工人梦寐以求的殊荣——一套配备独立浴室的三居室。而当时工人集体宿舍人均居住面积仅2.3平方米，走廊甚至挤满了行军床。

同样，在基辅的一家机械厂，典型的“老好人”车间主任伊万成为了所有人攻击的目标。其起因是，工厂接到一批紧急订单，需要加班完成。按照规定，加班费应该按标准发放，但厂里资金紧张，只能发一半。伊万把这个消息告诉工人时，大家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。

“为什么我们累死累活，钱却要被克扣？”面对工人们的质问，伊万解释说这是上面的决定，但工人们不买账：“那你去跟上面说啊，别在这里当传话筒！”

而很快，关于伊万的流言开始传播：有人说他贪污了工人们的加班费；有人说他向上级告密，出卖工人利益；还有人说他故意压低产量，好向上级表功。

这些传言越传越离谱，最终传到了厂党委那里。虽然经过调查证明都是谣言，但伊万的威信已经彻底丧失。工人们不再信任他，上级也觉得他“管理无方”。次年，他被调离了车间主任的岗位，去做了仓库管理员。

丛林法则与潜规则

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医院里，护士柳德米拉见惯了各种“抢夺”病床的现象。1989年春天，医院新进了几台进口的理疗设备，每天只有有限的使用时间。

第一个来的是工厂厂长的儿媳妇，她因为产后恢复需要理疗。按照规定，她确实有优先权。但消息传开后，其他病人家属不干了。

“凭什么她能用，我们就不能用？”人们质问柳德米拉。为了争夺使用机会，家属们各显神通。有人给医生送烟酒；有人威胁要向上级举报；还有人直接在医院里大吵大闹。柳德米拉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无论怎么安排都会有人不满意。

最终，一位病人家属因为抢床位和别人打了起来，导致一位老人病情加重。柳德米拉也因为“管理不善”被批评，后来主动申请调到了偏远地区的医院。

同样，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小城，钢铁厂工人米哈伊尔因为妻子生病需要特殊药品，跑遍了所有药店都买不到。绝望中，他听说黑市有货，但价格是官方价格的十倍。为了筹钱，他不得不卖掉家里唯一的值钱物——父亲留下的怀表。

当他终于买到药回家时，却发现邻居——同样是工厂工人的谢尔盖正在向居委会举报他“投机倒把”。理由很简单：谢尔盖的儿子也生病了，但没钱买药，他认为米哈伊尔“有钱就能买到药”是不公平的。结果米哈伊尔被工厂通报批评，失去了年终奖金。而谢尔盖的儿子，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病情加重。

而在明斯克的一个大型住宅区，住房分配一直是居民们最关心的问题。1986年，一批新建的公寓楼即将分配，按照规定，应该优先分配给住房困难的工人家庭。

但实际情况远比规定复杂。工厂的工会主席、车间主任、技术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关系网”。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工人，往往被排在最后。

钳工格里高利一家三代挤在一间15平米的小屋里，妻子怀孕需要单独的房间，他申请了好几年都没有结果。而车间副主任的外甥，一个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，却分到了一套两居室。

格里高利找到工会主席理论，对方的回答让他无言以对：“你工作努力是好事，但住房分配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。”

愤怒的格里高利开始在工厂里散布副主任“以权谋私”的消息。副主任知道后，也开始反击，说格里高利“思想落后，不服从组织安排”。最终，两个人都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，而住房分配的结果也没有改变。

矛盾的转移与虚假正义感

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，实际上反映了苏联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遍现象：当制度性的不公无法被直接挑战时，人们往往将愤怒转移到同样处于底层的其他人身上。

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里，售货员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争吵。有人因为买不到想要的商品而迁怒于他们；有人因为排队时间太长而对他们恶语相向；还有人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够热情而投诉她。

虽然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短缺和供应不足，但顾客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他们更愿意相信是售货员“态度不好”或者“故意刁难”。

同样，在哈尔科夫的一个集体农庄里，农民们经常聚在一起抱怨生活的不公。但他们抱怨的对象，往往是农庄的会计、拖拉机手或者其他农民，而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。比如，他们永远不会问：为什么粮食产量总是完不成计划？为什么农业生产效率这么低？为什么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城市工人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需要对整个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质疑，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于是，人们只能在安全的范围内，将矛头指向身边的个体，通过“揭发”和“批判”来获得一种虚假的正义感。

人们不是不愤怒，而是愤怒找不到正确的出口。于是，愤怒变成了邻里间的仇视，变成了同事间的倾轧，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恶意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每个人又都在无意中成为加害者。这种相互撕裂的现象，最终消耗掉了社会的信任资本，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伏笔。

当一个社会的底层都开始相互伤害时买股票杠杆，这个社会的基础就已经动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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